2019年8月10日，星期六，看到消息：巫寧坤先生去世，享年99歲。 因為時間久遠，對他的記憶已成碎片。現倉促拾起來一些，希望多少能拼湊起幾個能勉強識別出的畫面。 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讀研究生，他是我的老師。那年我的同班同學，加上我，一共六個人，三男，三女。 那時，在英語界，巫先生備受尊敬，主要因為他抗戰時的經歷（飛虎隊翻譯），學術研究（芝加哥大學博士研究生，西方文學評論“亞里士多德”學派代表R. S. Crane 的門徒），作品翻譯（《了不起的蓋茲比》等）以及50年代回國後的19年牢獄之災。 但對我來說，更具體的期待和惶恐是從學長那裡聽到的關於他授課的深奧和對的學生“殘酷”。這兩點，後來我體會極深。有些影響伴隨一生。 記憶中，開學很久，他才從美國回來。走進教室，並未太多寒暄，只是說“去美國了，讓你們等了。我該出現了（make myself visible）”之類的話。那三個英文字我絕對沒記錯，包括聲音和表情。 巫先生個子不高，厚眼鏡，八字眉毛。頭髮不整齊，給他增加了一點“狂氣”。嗓門大，笑起來聲音更大，感覺上大過他的身材。講英文略用力，發音清楚，略帶揚州口音。我們學校另一位黃教授調侃他說，你的英語發音是Yangzhou English。 他教的第一門課是“研究方法”，其中一個主要成分是如何使用參考書。這是一個壓力很大的課程，因為他留的這部分作業要求利用學校“教師資料室”中上百部英文的各種辭典（百科全書、名人錄、典故集成、歷史索引、文學典故、分類參考書等）查找某個字或表達法的意思。都是在普通字典裡找不到的。那個年代要是有Google（谷歌）那個資料室就幾乎是空的了。最早知道美國司法制度中警察抓人時說的那套“你有權利保持沈默……”的米蘭達權利提醒（Miranda warning）就是從作業中學到的。 交作業不能手寫。學校發給我們每人一台打字機。巫先生要求：作業不管字數多少，一律不許有任何一個打字錯誤。只要有一個字母打錯了，他立刻退還。我們六個人都應該因為打字的錯誤被退過作業，至少我被退過。讓人臉紅的是，交作業前知道他的要求，也仔細檢查過，還是有錯。 記得他的課是一星期一次。有一次上課，他走進教室，發現六缺一，少了一個學生。他問為什麼這位學生沒有來，我們說是請假。他不語，站起來就走了。我們五個無語。第二星期，他得知缺席是因為身體狀況，還特地道歉。他當時對他離席的理解是：作為老師，我對教學有真誠的付出，希望你們作出同等的努力。 有一次在課上他提到了普魯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用法文說的書名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之後，又提了幾本別的名著，結果發現我們幾乎都沒有看過。當時他說了一句話，我很難忘記：“你們書看得太少了。”這可能也不完全是我們的錯，但事實如此。 有一個作業是讓我們讀英國作家Saki（薩奇）的短篇小說Mrs. Packletide’s Tiger 《派克太德夫人的老虎》，然後寫一個梗概。這個小說我在讀本科的時候看過，用英文寫個梗概好像並不難。結果我們六個人的作業被集體退貨：你們寫的梗概“不得要領。” 後來我想，在我二十多歲的人生當中，包括在大學學習英語專業，到底有多少次是讀了一篇英文短篇小說，然後用得體的英文寫一個像樣的梗概？也許一次都沒有。這是一種訓練，需要積累的功夫，內含技巧和高級語言能力，所以當時的作業不是有沒有文采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達標的問題。書讀得少，寫就免談了。 有一個作業是發給每人一份不同的影印資料，都是西方文學名篇論述。閱讀後，寫報告。我拿到的是法國十九世紀文學理論家丹納 (Hippolyte Taine) 的《英國文學史》前言的英譯，好幾十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國讀者對他的《藝術哲學》（傅雷譯）比較熟悉。 這個作業讓我第一次感到應該考慮退學了。就是這個作業，把我在大學時代積攢的所謂“好學生”信用全部耗光，還透支。 我在班上做的第一次讀書報告是“嘔心瀝血之作”，因為怕辜負巫先生。洋洋灑灑講了一大堆，我想在他聽來，應該是講了一堆廢話。他說，這不是作者的意思。再讀一次吧。記憶中，其他幾位同學都過關了。一個星期之後，他當着全班的面，對我說，這不是作者的意思。如此往返三次，直到第四次才勉強過關。後來在《湯姆·瓊斯》的作業中，我才找到丹納的前言和新批評文學理論及亞里士多德學派的關係。 《湯姆·瓊斯》，英國十八世紀作家亨利·菲爾丁的長篇小說。巫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的教授 R. S. Crane 曾寫過一個著名的文本評論，把小說掰開，揉碎，從比喻到反諷，詳細分析。閱讀這部長篇小說和Crane的評論是作業之一，挑戰極大。閱讀和分析這個作品，讓巫先生花了很多時間，對我們認知文學理論和欣賞經典幫助極大。 菲爾丁這部小說結構類似中國章回小說，每章標題都是該章的梗概，英文也是半文半白。有一次，巫先生從英國請來了一個教授（忘了他的名字）和我們幾個座談，說到《湯姆·瓊斯》，他分析了一大通。我提問時說，這種小說的寫法在現代小說中不多見了，是否算過時？他辯解了一番之後，突然說 Who are you to say? （有點像中文的：你算老幾？有什麼資格這樣說？）我記得這個事情是因為吸取了教訓：我們有時候結論下得太快，書讀得不夠，發言權也就站不住腳。 做巫先生的學生，如果作業能及格，就是巨大的成就，因為他讓我們清楚地感覺到和理想目標的距離，這個目標常常有可望不可及的無奈。但課程結束後，我們發現，所有人的總成績都是A。巫先生的態度很清楚：平時要嚴格要求，絕不放鬆，但最後成績一定是A，因為接下來你們也許要申請美國大學，他們很看重在學校的成績。